连启平等人的恶劣行径,远远不止于此。
叶泽霖联系上了洛香城红林战区的总负责人沈燃,在一番威逼利诱之下成功收买了这个曾经节操凛如霜的战士,让他为自己效力服务。
在叶泽霖的诱导和渗透之下,沈燃召集上属下的士兵们,端起枪,开始了大肆屠戮樊泽族人的罪恶行径。
“樊泽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他们是国家安全的破坏者,是社会的蛀虫!”
“所有的樊泽族人都是天生的邪教分子,十恶不赦,死不足惜!”
“樊泽族人就不该接受教育,他们学会的知识越多,将来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让他们滚出学校,滚出洛香城!”
同样的,陵山国本土居民和永绪移民之间的矛盾也重新被“监管协助小组”里那些惟恐天下不乱的伪君子们给煽动了起来。
刚消灭不久的民族歧视现象,在叶泽霖的刻意操控之下再次死灰复燃。
社会混乱不堪,百姓叫苦连天,樊泽族人再次沦为了过街老鼠,只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他们一旦走上街头,很有可能成为其他民族的人殴打辱骂的泄愤对象,甚至被四处巡逻的士兵直接枪杀。
“搞偏见,搞歧视,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人人平等吗?”
“呸!你们这叫什么真理主义,简直就是一群伪君子在演戏!”
何怜世在容楚城发表演讲,借用了无数个“李昭旭同志曾经说过“来宣扬深入开展“风气整治运动”的重要性,“引经据典”地煽动民众内乱,亲手筹划下无数桩血与泪的冤案。
他以中央政府和宣传部的名义搞事情,最后积下的那一堆烂账,就只能记在中央政府和宣传部的身上。
他自己呢?在他后来为自己辩驳粉饰的叙述当中,他只是一个“没有多少话语权”,“被边缘化”、“身不由己”的“小人物”而已。
花向阳在凌恒城张贴宣传单,鼓吹群众反抗政府,煽动军队镇压百姓,还以宣传部的名义鼓励当地居民相互检举揭发,把一大群无罪之人给扔进了监狱。
“这些都是江衡的命令。”花向阳在事后这般解释,“我不愿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但我不能违背她的命令,她是那样的专断蛮横,一家独大,而我不过是一个人微言轻的小透明,唉,我也是被强迫的。”
花向阳曾经把江衡当作自己最为崇拜的对象,后来呢?他却在那些腐败风气的侵蚀之下一点点学成了连启平的模样。
他学会了说谎,学会了欺骗,学会了推卸责任,也学会了栽赃陷害。
他就像是一朵被染成黑色的花,再也无法向阳而生了.
许英才干的事情和叶泽霖大同小异,都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暴力手段来破坏城市秩序,毁坏团结,扰乱民心。
连启平等人的暴行闹剧,一直“演”到了1888年的九月份。
他们在首都之外混迹游荡了两年,李昭旭竟然对他们所犯下的罪恶毫不知情一一跟着他们赴外任的“监督员”们有时会被派回去几个汇报工作情况,却都是统一了口径,报喜不报忧。
李昭旭本就对他们信任有加,再加上和他们同去的同志们回来之后都在称赞着他们的深入群众、平易近人,李昭旭愈加放心他们留在外面了。
现在的李昭旭,虽然只有四十六岁,却已经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他就像是一根燃烧着的红烛,总是毫不吝惜地释放着自己的光和热,却早晚会有油尽灯枯的那一天。
他思索着,犹豫着,他要从张尚文和叶泽霖当中选一个人充当自己的继任者。
显然的,这位极其擅长于伪装自己的“表演家”,在李昭旭心中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足以和“堪称完美”的张尚文相提并论。
江衡和张尚文纵然对连启平他们相当不放心,但他们派出去的“监督员”报告回来的都是好消息,他们想要找机会亲自去求证又挤不出来时间,只好暂时相信那些伪装成真理的谎言。
“也许,他们真的只是为了图一个好名声而已。”
陵山国中央政府已经陷入了一片病态的风平浪静之中,惟一一件能够稍稍引起些波澜的事情,竟然也和“风气整治运动”毫不相关——王存真要结婚了,他的未婚妻是江衍和渡边纨素的女儿江绫。
“王存真同志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小绫跟着他,一定不会受委屈。”江衡如是认为。
王存真为人豪放不羁,经常在工作之余和赵思贤、高宇峥等人在后院踢球打球,或是在训练场里练习武术,他喜欢鲜艳的颜色,认为鲜衣怒马才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该有的样子。
只是,在他和江绫在一起之后,那些“鲜艳的颜色”当中从此再没有红色的影子——江绫厌恶红色,他也跟着一起把红色扔到了眼不见心不烦的地方。
在李昭旭看来,陵山国上下,俨然是一片岁月静好,海晏河清的繁荣景象。
然而,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陵山国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如连启平所愿,在经历了整整两年的动乱之后,除了首都恒荣城之外,其他地方的民众,都已经对现在的真理主义产生了一定的恐惧或是抵触的心理。
当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人们已经无力再关注什么理想和信仰了,他们只想要安安稳稳地生活,或者说,他们只是想要活下去而已。
曾经的真理主义可以给予苦难中的百姓以生的希望,引领他们走上充满光明的道路,如今的“真理主义”却只能将他们拖入苦难与绝望的泥潭。
人的本性总是现实的,前后处境的巨大落差让他们彻底放弃了对真理主义的信仰,原有的制度自信已经荡然无存。
封建制度也好,权威主义也罢,陵山国的大部分民众都渴望他们的社会制度能够发生——无论是先进还是落后的,变革。
“从前蒋经纬在的时候,咱们的国家也不至于乱成这个样子啊!”某个不怕举报的激进分子如是评论道
“别这样说,咱们的李昭旭可比那个蒋经纬要好上不知多少倍,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都是他的手下背着他干出来的。”
“唉,连自己手底下的人都管不住,他这又算是哪门子的伟大呢?”
当一个国家的人对自己的社会制度都感到抵触和反感时,通常情况下,这个国家也就离灭亡不远了.
陵山民主共和国,已经陷入了一个名存实亡的尴尬境地。
“我们的千秋伟业,已经实现一大半了。”连启平神色愉悦,洋溢着难以掩饰的笑意,“陵山国的百姓已经不再拥护这个落后的旧制度了,我们完全可以让他们接受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更加“进步”的,权威化的真理主义。
我们会告诉他们,这种权威的真理主义是两种意识形态的精华和优点的结合,修正了现行的真理主义当中过分激进和偏颇的错误,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先进和优越的制度。
他们被旧制度困苦搅扰了这么久,一定会很愿意接受这个新东西。
到时候,我们就一点点地把权威主义的东西渗透进去,让社会上的一切都逐渐恢复到蒋经纬时代的样子。
这样一来,陵山国可就要彻底改朝换代了。”
连启平的美梦,终究还是在不久之后实现了,
只是,在美梦成真之前,连启平还遭遇了一段,既是风险又是机遇的小小的插曲,让她再次采取将盟友当成牺牲品的方式来保全自己。
1888年9月23日,连启平等人的罪恶行径竟然传到了领袖耳中,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设想到的,
有一个给连启平当了两年多帮凶的“监督员”,三十一岁的宣传部二等官员赵依竹,不知为何突然间良心发现了。
也许是他的思想还没有被完全腐化,还保留着那最后一丝未被彻底剥夺的人性,才会在亲眼目睹那些残忍暴行的时候感到了良心的谴责。
那些被抓进监狱的无辜之人的辩驳声,那些失去双亲的儿童的哭喊声,那些被迫害的妻离子散的受害者们的控诉声,像是一根根锋利的钢针,深深地扎入了他的心脏之中,让他感觉自己的心像是在滴血.。
名利的诱惑,似乎也无法让赵依竹再保持冷漠了。
“我是个人,我不是禽兽,我还有良知,还有人性。”赵依竹如是对自己说。
他不愿再给连启平充当帮凶,也不愿再替他们隐瞒真情,粉饰罪恶。
他下定了决心,要回到首都去,把这帮人的罪行汇报给领袖。
在良心发现之后,赵依竹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证据:何怜世的演讲稿,花向阳的宣传单,许英才、叶泽霖和各个战区总负责人的往来书信,连启平的东西他不敢动,他知道,那个人一向行事谨慎,若是拿了她的东西,自己很容易受到怀疑。
赵依竹借助着一次“汇报工作”的机会,把收集来的证据全部“卷”回了首都恒荣城,他要把这些罪证全都交给李昭旭.
在李昭旭的办公室中,六七个身为“监督员”的同志们在领袖面前讲着套话、空话,歌颂着连启平等人的“丰功伟绩”
听着那些狗屁不通的谎话,望着李昭旭欣慰的笑容,赵依竹心里愈加不是滋味。
“再这样下去,我们的陵山国就彻底要完了!”
其他的同志们,在工作汇报完毕之后就离开了办公室,回到了他们曾经的住所之中,预备着明天或是后天再度起程去给连启平他们当帮凶。
赵依竹迟疑了片刻,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领袖先生,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赵依竹神色阴沉而凝重。
“什么事情?”此时的李昭旭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领袖先生,叶泽霖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么关怀群众,爱护人民,他们完全,完全就是在外面乱搞啊!
在您看不到的地方,百姓们的处境已经和从前的蒋经纬时期差不太多了。
民众被煽动着破坏社会秩序,推翻那些一心为人民服务的,清正廉明的政府官员;军队被引诱着镇压百姓,很多本来安分守己的居民被安上各种各样破坏真理主义纯洁性的罪名,扔进了监狱。
他们还鼓励人民群众相互检举揭发,搞许多人甚至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敢全身心地去信任,更不要说其他人了,原来好不容易才形成的统一战线已经荡然无存。
他们感胁我们,强迫我们给他们当帮凶,为他们掩饰罪行。
他们拿我们和我们亲人的生命作为要挟,让我们像奴隶一样无条件地受他们的驱使和摆布,不能把真相呈现给您
可是我不能再这样服从下去了!我虽然害怕丢掉性命,但我更害怕自己的祖国被那些可恨的阴谋家们搞得一地狼藉,如果国家都没有了,我单单保全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用?
现在,我什么也顾不得了,我只想把他们的罪行在您面前揭露出来!”
虽然赵依竹的这番言论确实存在一些蓄意为自己开脱的嫌疑,但和那些沉默着的帮凶相比,已经可以称的上是足够大义凛然了。
李昭旭大吃一惊,他不相信自己一直以来深深信任着的同志们会是那种人。
“赵依竹同志,你这么说,有什么证据吗?”
“是啊,赵同志,你可不要凭空污人清白,叶同志他们都是领袖的好学生,国家的大功臣,怎么可能干出来这样不光彩的事情?”一旁的温思广也在为连启平集团辩解着。
现在的他,早就不是当年那个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渴望为父母亲人报仇的小同志了。
也许是幼年时过分贫瘠的物质条件给温思广带来了一定的心理阴影,现在的他,对于金钱可谓是贪恋渴望至极,连启平正是用各种各样的物质财富作为诱饵把他哄上钩的。
和连启平相比,温思广的欲望还算是比较纯粹,他不想要多么震撼人心的名声,也不图谋什么发号施令的权力,他一直以来所追求的,只有金钱而已。
连启平曾许诺过他,只要他肯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出人出力,待到“千秋伟业”实现之后,她会让他成为全国最富有的人.
显然的,他的理想与信仰,已经在物欲的侵蚀下逐渐沉沦了。
“我这里当然有证据,”说着,赵依竹从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中拿出来一叠厚厚的文件,正是他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收集的罪证,恭恭敬敬地递到了李昭旭面前。
“领袖先生,这些可不是我捏造出来的。”
李昭旭半信半疑地翻开了那一大堆文件,一张张地翻阅着,他的神色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