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 （下）

三、宋代

宋代较之汉唐明清是最贫最弱的。政治制度上看，也是最没有建树的，无制度建立，有形势推迁。宋之于唐，可以说没有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

宋代的相权较唐代低落得多。当时，军民财政三分——中书治民、枢密主兵、三司（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理财。中书为丞相，地位独重，门下尚书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政府的最高命令。

本是中书门下省议事的政事堂，只剩中书省单独取旨，和枢密院共称两府。然而，中书和枢密对立，宰相管不了军事，同样也管不了财政。政府用人本该隶属宰相职权之下，但宋代却另设一个考课院，后改名审官院，又别置三班院，如此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

可见宋代军事、财政、用人三权都有掣肘，相权低落，反之则君权提升。不同于唐代，宋代最高政令的最后决定权在皇帝，皇帝不仅有同意权，还有参加意见之权，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但不能由此认为宋代只有专.制和独.裁，相权是有它传统客观地位的。宋代制度的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

汉代，皇宫和朝廷都要受宰相的节制，自然检察权也内及皇宫，后来御史退出皇宫，单独成为御史台，其职权只限于监察政府，而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但政府官职中，有监察皇帝的，叫做谏官，专门谏诤和讽议皇帝的言行。所谓言者无罪，听者足戒。这些官员阶位低，人微言轻，不怕说错话、得罪人。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的职责是专门谏诤皇帝的过失。他们不监察政府，只纠绳皇帝。如是，若把谏官也看作是监察官，则中国历史上的监察官，分为台谏两种，台是指御史台。

到了宋代，谏官须由皇帝亲擢，由此谏官脱离了门下省，是独立的了，不再是宰相的属官。谏官转为纠绳宰相，而非皇帝。谏官本是以言为职，无论什么事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讲话，不讲话就是不尽职，讲错话是不要紧的。所以他们总爱和政府唱反调、表示异议，讲错话被免了职，反而声望更高，升迁的机会更多。这一来，替政府设立了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这一风气，从宋代始，也算是清议，它总是政府的对头。

我在监察方面做个小总结：汉代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监察百官和皇帝；唐代改为御史台，它的台官是天子的耳目，也就是管不了皇帝了，但是谏官仍是宰相的唇舌，可以纠绳皇帝；宋代台官和谏官都约束不了皇帝了，而宋代的宰相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

宋代的地方行政也很差。地方政府分三级，最高一级成路，中一级是府、州、军、监，最低一级仍是县。自五代以来，地方行政长官全属军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也不准他们再管民政了。其实，宋代根本无地方官，只暂时派中央官员监管地方事，此制度十分不合理。

在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归中央，一部分保留在地方。而宋代，收入全部归中央，地方无存储。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日趋贫弱。可想而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

宋代考试制度大体沿袭唐代。唐代门第势力旺盛，应试的有很多都是门弟子弟，他们从小耳濡目染，一旦从政，比较有办法。而到晚唐，大门第逐渐堕落，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穷书生。他们专心在文选歌赋、经籍记诵的应考科目上，国家并未对他们有所教育。没有门第家训，政治传统更是迷茫无知。

宋代因经历五代的长期黑暗，人不悦学，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即可做官，因此没有像唐代那样，能保留两汉以来的一些切实历练之遗风美意。另外，考试制度在宋代更重要，更严密了，如糊名之制，但并非更有真效。宋代考试改革，本来是用诗赋水平为标准被政府物色人才，后来改为经义，但反而不如考诗赋。

宋代赋税制度大体也是由唐代两税沿下，两税法将租庸调三项全部并入了田租，因此田租额增高了，但军队、官员到了地方，仍然会让百姓履行租与调的义务，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一称厢军，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宋朝一直并未能真正统一全国，他们的大敌辽国先宋立国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而且因为粮运的原因，宋代只好把建都开封，这种尴尬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宋代立国时是没有国防的。

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终在防守。因为宋代打仗不占优势，只能胜不能败，否则会伤到国本。在这种情况下，宋代就变成养病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能不养兵。但养了兵又不看他们，众所周知，宋代重文轻武，竭力提倡文治。因此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

宋代的兵和五代一样，骄兵悍卒，国家不得不出钱养他们，否则就要叛变。养了兵还要养文人，人数在增多，待遇在提升，造成了冗兵冗吏，国家负担越来越重、积贫积弱，以致积重难返。

因为怕军人拥兵自重，所以兵不习将，将不习兵。国防资源问题对宋来讲，也是一个大的缺憾。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养马的两个宝地分别被辽和西夏拿去了，政府只好让民间分摊养马。可见，军事方面，宋代的软件和硬件条件都不行。

宋代这一辈文人，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到现在。宋代特别重视读书人，军队虽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什么大毛病。

四、明代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

假如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明开始没有宰相，中书、门下都被废了，只剩下尚书省，明代的尚书没有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叫做六部尚书，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

此外有一个都察院，是由御史台变来的，专掌弹劾纠察。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

刑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会审。

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了。在这个九卿之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有许多事，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明代的给事中官阶虽小，但是个很重要的官。明代给事中是分科的，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

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这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

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明代起初，照理说，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但后来，历代有皇帝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阁权虽重，官阶还是低，仍只有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或经筵讲师（皇帝的老师）兼。虽然官阶低，然照制度正轨论，这群人是尊贵的，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提并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由他们“条旨”/“票拟”，皇帝“批红”/“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

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劄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则并无办法。

比如遇到怕事偷懒的皇帝，自己不批公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我前两年看过《明朝那些事儿》，能感觉到作者对太监深恶痛绝。可以想象太监自身的遭遇，如阉割，决定了这类人必然非常人，有着独特的心狠手辣和惨无人道。）

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司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

可见，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这一制度实在要不得。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后人遵守了，但不准太监干预政事，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行省制度始于元代，行省即行中书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比如说地方出事了，中央就派官员去地方，无论金或元，都是外族用此制度来统制中国。因为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制。元代的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

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换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再深一层言之，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行省制的内在精神：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

到了明代，已废中书省，所以没有行中书省了。把行省长官改为承宣布政使，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

元代是吧中央政府分置到地方，变成行中书省。明清是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低级去，这便是监司官。因为省区大，事情多，不得已，才有分司分道之制。

梳理一下，明代一省分为三个司：一个布政使（藩司），管行政；一个按察使（臬司），管司法；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藩臬两司下，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县。由此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不仅官少，而且官小，县官被压得很低。县官奉承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

三司上面还有更高一级的官，就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在明代不是常设的官，有事才去地方，但到了清代，总督巡抚变为永久的，因此地方行政越来越坏了。

上面所说，是地方政府由上面层层加码带来的高压。而从下面讲，又出了毛病，主要是吏胥之制。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班业务的，大概等于今天之所谓事务官。

在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官吏的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由吏属出身是件寻常事。所以汉代政治风气敦厚，极笃实。唐代的官和吏已分得远了，然而两者间还是没有明显的划分。明显划分的时期，要从明代起。若再追溯，弊病出在元代。

官和吏分开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这事在中国政治史上，有很大的影响。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

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子里还很深。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子里，除开职业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行业与行业之间，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

在明代政府的观念里，胥吏另成一流品，胥吏是没有出身的。先是不准做御史，后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叫考生或秀才之中无出路的来当胥吏。

胥吏虽低，但他们对当时政治影响却很大。

大抵中国政治界里吏胥所经营的，不外此七项，即铨选、处分、财赋、典礼、人命、狱讼与工程。其实政事之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吏胥则是此七项的专业人，传统的专门家。他们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因此不知自好，舞弊作恶。

此种官场流品，深一层说，还是一种法，还是一种制度。当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官再不好，也能做官；吏再有才有德，还是做不了官。而一